观“疫”述“情”,学会动态,上海市建筑学会-凯发登录

2022年魔都的春天，是最为安静的一个春天，也是最为不安的一个春天。一切的城市活动都因为这场战疫悄然静止。从每天一场的发布会，到黄浦江两岸分区封控管理，到三区划定，上海人学会了闭环、封控、管控、防范、社区团购、消杀、抗原等一系列的新名词。作为曾经四处奔波的城市设计和建设者，除了设计方舱，我们还能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想点什么？面对纷繁的舆论，我们不想去评判是非，也不论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而只是观“疫“述”情“，看“图”——数据、表格、地图等，说“话“——从设计师的角度客观评述数据以及它背后的空间关系。

看图说话中，我们提出一个新视角，针对封城前人员还在市区范围内有流动情况下的两大空间特征——点状扩散和线性传播，并且与人口活动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职住关系、通勤走廊等要素是否有较大关联？在做好持久战的同时，这些关联是否对我们未来的工作能有所启发。

疫情爆发伊始，3月1日普陀区一文化中心划为中风险，3月3日松江区一超市划为中风险，3月4日嘉定区一地划为中风险，3月6日徐汇区一宾馆划为中风险，3月8日静安，3月9日浦东……网间戏称普陀舞蹈队、松江超市队、华庭宾馆队、浦东竹园小学队等呈现多点带动态势。从三月初到浦东3月28日封控前（表1），上海各区也主要围绕这几个初始的中风险区域展开。从确诊总人数来看，截止到3月28日，排在前几的均为有中风险区域的行政区，其中浦东、闵行、徐汇、嘉定四个区均已确诊上千，而青浦、杨浦以及金山仍控制在200例以下。

表1：3月1日-27日确诊病例

表2：3月28日前确诊密度及其他参数

表3：4月6日前确诊密度及其他参数

不过叠加区划人口、面积这些要素之后，从感染密度角度出发，各区的排序发生了变化。截止到3月28日的数据（表2），位于主城区的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虹口区在感染密度上位居前四，黄浦区更是达到了32.50人/平方公里；截止到4月6日的数据（表3），前四位保持不变，黄浦区直接翻了10倍还多。通过对比人口密度不难发现，这几个区也基本属于全市人口密度较高的片区。所以人口密度高是导致点状爆发之后蔓延扩散的重要原因。

从3月28日和4月6日上海各区感染密度汇总的空间对比图来看（图1、2），人口密度高的主城区其感染密度向周边区域往外递减的态势，主城区的各区都在逐步沦陷中，呈现极高的感染密度；而新城各区，虽然比例也均略有提升， 但仍然维持相对较低的感染密度。

结合《中国主要城市建成环境密度报告2021》的分析，可以看到上海在地活动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图（图3），主城区内几条空间带状发展结构非常明显，而且与疫情早期的确诊分布进行对比，呈现较大比例的趋同。以3月25日及之前确诊病例为例（图4），位于主城主中心的核心建成片区，在疫情初期呈现较高比例的确诊集聚，特别是静安寺、南京西路，陕西南路、新天地、老西门，陆家浜、马当路、嘉善路等一带等高强度开发且高在地活动人口密度片区，呈现出较高比例的确诊病例；而位于浦东新区的高建设强度区域，陆家嘴区域附近，也呈现较高的确诊比例。所以准确说人口活动密度高是导致点状爆发之后蔓延扩散的重要原因。

图3：在地活动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中国主要城市建成环境密度报告2021》

图4：3月25日及之前确诊病例分布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伊洛

人的活动是要有空间载体的，人口活动密度高的区域其实城市开发强度、建设密度高。这种我们通常称之为高密度的区域，表现到空间指标是容积率和建筑密度高。如图4陆家嘴、静安寺、南京西路等作为上海的传统cbd区域，容积率高，每天商务办公人群聚集活动，其确诊分布也较密集。如黄浦区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中部，里弄、弄堂等老上海风貌最为集中的区域，建筑密度高，早期感染密度比例较高（表2），而且封城之后其居住功能为主的特征延续超高的人口活动密度，使其继续占据榜首（表3）。

从网上找到对建筑密度的各区统计数据（图5），虽然是2007年的数据，但是基于中心城区的发展其建筑密度的差异不大。前五由高到低依次为黄浦（51.2%）、卢湾（41.9%）、静安（40.8%）、虹口（37.8%）、杨浦（33.7%），其中卢湾也就是黄浦区。不难发现，这四个建筑密度高的区域在此次疫情感染中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图5：上海中心城区建筑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从上海城市建筑密度看城市用地效率与生态环境【上海地质】

图6：上海黄浦区老西门地铁站800米范围内疫情

资料来源：一房一万 疫情地图小程序

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这两个要素之一高就会形成高的人口活动密度，就会加剧疫情传播感染。而辩证的去看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这两个因素，以黄浦区老西门地铁站为中心800米空间范围内（图6），环文庙地区的三在里、华新里、裕新里等里弄区，是规划里经常提倡的小街区密路网，建筑密度高，其阳性病例高度集中，感染密度较大。而一街之隔的复兴珑御、老西门新苑等现代板式高层居住区呈现小区内部点状感染，人群感染密度相对低一些。虽然它的容积率不低，但是建筑密度低、开敞空间率较高，跟老旧里弄/城中村相比的感染传播稍好一些。除黄浦区之外，其他几个中心城区里的虹口、徐汇、长宁等，有较多建筑密度高、低开敞空间率的老旧小区，感染率也是不断攀升，处于高位阶段。所以建筑密度比容积率相比与疫情点状爆发之后蔓延扩散的关联度更高。

疫情从最早的中风险区域点状爆发蔓延之后，因为人的流动逐渐在上海全域范围传播；到3月17日全域16个区无一幸免，其中闵行浦东徐汇位居前三，而从3.25开始，浦东新区的确诊呈现大幅度的上升，截止到3.28浦东封闭之前，其合计数据即远远超过了其他各区（表1）。

从城市的轨道交通通勤od矩阵可以明显看到（图7），浦东新区在上海的通勤地位具有双向流动性，也即，浦东新区既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目的地，容纳大量的人群在浦东工作，而于此同时，其也是非常重要的居住聚集区，因此，穿城通勤、双向人流迁徙使得浦东职住分离的表现尤为明显。而是否也由于浦东特殊的城市空间区位和职能，所带来的大量的人流和沟通，其确诊人数在疫情慢慢凸显之后呈现直线攀升；而更是由于其与闵行及宝山尤为紧密的通勤联系，在徐汇、闵行的疫情被触发，浦东新区的疫情也由于温水煮青蛙般慢慢被引爆。

图7 上海轨道交通通勤od图 

资料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71823340hihu.com

前文所述人口活动密度高是导致疫情感染传播的重要因素，但是并非人口密度高的区域在疫情初期都呈现较高的感染密度，如人口密度同样较高的杨浦在疫情初期感染密度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交通矩阵中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其通勤人流量稍低。所以不可避免的人员流动下，职住不平衡导致的通勤需求是疫情传播的重要原因。

对比早期疫情确诊病例的空间分布与通勤走廊的轴带就能发现很大程度的相关性。通过叠合3月12、19、21、25号的确诊病例区位和上海轨道交通线网看出（图8-11），确诊病例与轨道交通线网格局呈现一定程度的趋同，确诊病例多分布于轨道交通线网附近，也紧邻城市的主要交通廊道。特别是与闵行和徐汇二区关系较紧密的1号线和11号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关联：1号线连接梅陇镇、华亭宾馆上海体育馆等疫情伊始的主要爆发点，沿线途经陕西南路、新天地、人民广场等主城主中心区域，也逐渐呈现较为高密度的确诊，而后一路向北，沿线网周边呈现较多的确诊病例；11号线联通嘉定、徐汇、并跨江与浦东新区相连，并深入浦东新区腹地直至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沿线呈现多个高确诊病例的空间节点；9号线，西连松江新城，也属于疫情初期爆发的节点，且途经泗泾、九亭等大型居住片区，并横穿徐家汇片区，因而其沿线也呈现高密度的聚集。而3月25的确诊，则看出沿18号线较为明显的确诊集聚，特别是向南延伸的区域，途经龙阳路交通枢纽，确诊病例向南延伸趋势明显。

图8：3月12日确诊病例

图9：3月19日确诊病例

图10：3月21日确诊病例

图11：3月25日确诊病例（蓝色）

地图改绘底图来源：微信公众号：伊洛

对比2021年各线路日均客流量前五的站点相比（图12），贯穿上海东西、连接虹桥火车站和浦东国际机场的主要轴线2号线附近，并未呈现明显的确诊空间集聚；8号线沿线也出现较为明显的确诊人群集聚。究其原因，这两条线与前期点状爆发点的交集较少。所以轨道交通作为大运量交通方式，在疫情点状爆发之后可能是线性传播的加速载体。

图12：2021年各线路日均客流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上海交通运行年报，2021

病毒实在是太过于狡猾，疫情传播的原因也是很难界定的。通过以上的图文解析我们可以得到，封城之前，人员还在市区范围内有流动情况下产生的点状扩散和线性传播两个特征，有人口活动密度、建筑密度、容积率、职住关系、通勤走廊等相关影响要素。当然也有本文没有涉及到的其他影响要素，比如大家疯狂涌入大型超市或者菜市场抢菜，导致部分地区疫情迅速蔓延，反倒是小区内部本身就有菜场的小区疫情控制得相对较好，所以配套设施的不均衡也是影响疫情传播的因素之一。比如低租金的经济背景下工作人员高流动，带来较高的社区防疫管理难度，所以管理问题也是影响疫情传播的因素之一。另外封城之后大家静止在家，但是整体感染率还是不断攀升，涉及到的因素就非常复杂，比如集中核酸、快递团购、社区管理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去研究确认。

疫情发展至今，从爆发伊始到逐步扩散加剧，归根结底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是规划问题或者城市建设问题；但却是检验城市是否宜居高效的一场严峻考试。从规划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此次疫情的爆发，更是将城市建设中所遗留的种种问题予以放大，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研究，特别是为城市提能升级指明了深入的方向：区域统筹实现职住平衡，优化公服设施的分级分类布局，老旧小区更新进一步提高人居环境，新建社区严格控制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提升内部公共空间占比等等。这些策略并不能阻止疫情的爆发或是阻断疫情的传播，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疫情传播的速度，或者以空间换时间，提高防疫能力，赢得防疫的主动权。

希望此次疫情尽快结束，让我们的上海逐渐恢复元气。除了医疗分级诊疗系统的更新改善之外，也应该要重新审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各层级政府上下协同做到全维度工作统筹，各条块部门是否协作高效，各专业岗位是否各司其职，各管理要求是否具有弹性和韧性可以视情况改变而予以变通的应对等。未来我们的城市也许还将应对更多的变化、不确定性、甚至是危机，如何让我们的城市以更坦然更韧性的姿态去迎接挑战，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和研究的。

本文文字和信息来源-微读城市研究小组，更多内容请关注“微读城市”。